杀爸爸过年

子在川上曰

杀爸爸过年（诗歌随笔）
　　——读孙成龙老师的《杀爸爸过年》
　　
　　<>杀爸爸过年
　　
　　腊月十八
　　二狗子的尸体
　　从工地运回
　　亲人们手忙脚乱
　　给他剃光头
　　修胡须
　　刮体毛
　　洗身子
　　……
　　他的双眼
　　一直没有闭上
　　它们
　　正透过门缝
　　看着他三岁的儿子
　　哇哇大哭
　　我不吃肉了
　　我不要杀爸爸过年
　　
　　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窗户半开，窗外电闪雷鸣，这让我读出了一种悲伤、悲哀和悲愤，久久不能够散去，于是，就有了写这篇文字的冲动。其实，在目前这个和谐繁荣的环境下，写这样的诗歌和读这样的诗歌都是不合适的，因为缺少他们所宣扬的正能量。从这点来看，我和孙老师都是不识时务的那种人。
　　孙老师的这首诗选取了一个乡村里很常见的镜头：在年关附近，二狗子为了多挣点钱回家过年，在工地上出事了。他的尸体运回老家的时候，因为父母的年迈，家里的贫困，妻子的柔弱，儿子的幼小，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能够闭上，真正的死不瞑目呀。亲友们把他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，帮他洗澡，然后用锋利的刀给他理发，刮体毛。被他一直躲在门缝里偷看的三岁儿子给误会了，哇哇大哭。他认为家里一直没有杀年猪，这次是别人要杀他爸爸，用他爸爸的肉来供他和妈妈这一家人过这个春节的。因为他所看到的杀年猪的情景也是这样的，一头被褪去毛发的白花花的年猪就像他此时的爸爸一样，安静地躺在条凳上，被人这样收拾着。
　　安徒生在他的童话《皇帝的新装》里，借一个儿童的嘴来戳破了那个用谎言包裹的虚伪的世界。而孙老师在这首诗里，同样是借二狗子三岁儿子的嘴，来说出了一个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但是却不敢承认的事情：我们这些老实，木讷，弱势的农民，其实，在很多的时候，真的像是一头头躺在条凳上的年猪，被人宰杀，炖在大锅里。周围挤满了那些喝酒，吃肉，狂欢的人们，他们兴致高昂得就像是在吃一顿杀猪年饭。
　　我们身边那些被驱赶驱离故土的农民。那些在外面打工，最后却拿不到工资，讨薪的时候被打的头破血流，或者被抓起来，游街示众或者拘留的农民。那些患上职业病，或者变成残废，拿着一点微薄的补偿金回到乡下苟延残喘的农民。那些一年累死累活，最后所得抵不到物价飞涨的农民。那些因为学校被拆除，不得不耗去几代人所有的积蓄，进城买房，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公办学校读书的农民。那些患了重病，求助无门，无钱医疗，只得回到家里等死的农民。......
　　我们从一个猪圈被驱赶到另一个猪圈，然后，根据我们的基因、品种，以及表现的不同，被投放着或者丰盛精美，或者简单简陋的食物，甚至是各种添加剂和激素，耐心地等着我们长大。最后，根据我们生长过程中的不同的发育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体重，根据不同阶层的各自喜好各自需要，我们被分配被买卖给精英们享受。有的人宰大肥猪过年，有的人宰瘦猪熬钙骨汤，还有的人纯粹只是享受着宰猪的那种刺激的过程。比如农民起义领袖黄巢，在当他当了几天皇帝之后，就也把农民当做随时可以宰杀的猪了，把他治下的农民抓来用柴火烘干，用石磨磨成肉粉，让士兵随身带在身边，充作行军的干粮。
　　我的这篇诗话写到这里，似乎离题万里了。我想说的是什么时候物价不再飞涨，日子过得没有压力，生活得很有尊严。我们不再像猪那样，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。我们除了有足够可以生存的食物和空间外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支配，可以用来思考，用来享受生活。可以尽情地享受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，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才不枉来这人间一趟。
　　仅以此文献给我那十多位因为事故，在工地、矿山里早早逝去的儿时的朋友们。